齐泽克 | 通往社会主义的最后出口

作者、译者简介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1949- )，著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出众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最近的数据表明，甚至在疫苗开始（非常不均衡地）普及之后，我们也没有放松和回归旧常态的奢侈。

大流行病没有结束（感染数还在增加，新的封锁在等着我们），其他灾难也正在浮现。2021年6月末，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东南部的“热穹”（一种天气现象：高压压制、压缩热空气，升高温度并烘烤整个区域）把温度搞到了近50摄氏度（122华氏度），把温哥华搞得比中东还热。

这种天气的变态，只是一个更广泛的过程的顶点：在过去几年里，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和塞伯利亚的温度常年在30摄氏度（86华氏度）以上。世界气象组织在西伯利亚的维科扬斯克（北极圈以北）有一个气象站，根据该气象站的记录，6月20日的温度高达38摄氏度（100.4华氏度）。俄罗斯的奥伊米亚康镇（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冷的地方）6月的温度也前所未有地高（31.6摄氏度，88.9华氏度）。简而言之：“气候变化真正煎烤北半球。”

的确，热穹是一个地方现象，但它是全球系统紊乱的结果，而后者，显然受人类对自然周期的干涉影响。这次热穹给海洋生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很明显了：专家说，“‘热穹’很可能杀死了加拿大海岸的十亿海洋生物”。“英属哥伦比亚的科学家说，高温根本就是在烧烤贝类生物：‘你走在岸上，岸都不会被踩碎。’”

在天气总的来说变得更热的同时，这个过程也在地方的极端情境下达到了顶点，而这些地方的极端情景，迟早又会结合，形成一系列全球临界点。2021年7月德国和比利时灾难性的洪水是这些临界点中的又一个，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灾难不是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事情，它就在这里，它不在某个遥远的非洲或亚洲国家，它就在这里，就在发达的西方的中心。直白地说，我们将不得不习惯与多个同时发生的危机共处。

热穹不但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工业对自然的不计后果的开发，它的后果，也取决于社会的组织。2021年7月初伊拉克南部的气温飙升到了50摄氏度（122华氏度）以上，同时发生的电力供应大崩溃（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光）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显然是伊拉克政权大规模的腐败——数十亿石油收入被装进了私人的腰包——造成的。

如果我们冷静地评估这个（和许多其他）数据的话，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对每一个有生命的实体（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来说，最终的出口，就是死亡（这也为什么德里克·汉弗里在把他1992年出版的那本支持安乐死的书命名为《最后出口》的时候是正确的）。近来爆发的生态危机开启了一个人类自身的最终出口（集体自杀）的现实前景。我们的毁灭之路上还有最终出口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无痛自杀？

作者: Derek Humphry（德里克·汉弗里）
出版社: Dell
副标题: The Practicalities of Self-Deliverance and Assisted Suicide for the Dying
出版年: 1992-8-1

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应该避免那种常识，根据这种常民之见，生态危机的教训在于，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中心，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限制我们的个人主义，发展新的团结，接受我们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中的不那么重要的位置。或者，就像朱迪斯·巴特勒说的那样：“可居住的人类世界取决于不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球的繁荣。我们反对环境毒素不是为了我们人类能够在不害怕中毒的情况下生活和呼吸，也因为，水和空气也一定有不以我们的需求为中心的生命。”

可全球变暖和其他生态威胁向我们要求的，难道不是对我们的环境进行集体的干涉吗？它要求我们对生命形式的脆弱平衡进行无比强大的、直接的干涉。在我们说，必须把平均温度的涨幅控制在2摄氏度（35.6华氏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是在以地球上的生命的总管，而不是以一个地位不那么重要的物种的身份说话（并试图以这个身份行动）。显然，地球的再生不取决于“我们更小、更留心的作用”——它取决于我们的大作用，这才是所有关于我们的有限性和必死性的言论之下的真相。

如果说，我们必须也关心水、空气的生命的话，那么，确切来说，这恰恰意味着我们是马克思所谓的“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可以说，有能力走出我们自身，站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把自己当作自然的总体性的微小时刻的存在。遁入我们的有限性和必死性带来的那种舒适的谦逊不可取；它是通往灾难的假出口。身为普遍的存在，我们应该学会接受，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括被我们感知为垃圾或污染的那些东西，和因为太大或太小（蒂莫西·莫顿所说的“超物”[hyperobjects]）而无法被我们感知的东西。对莫顿来说，讲生态

不是把时间花在保护原始的自然上，而是要欣赏在混凝土缝里生长的草，并进而欣赏混凝土。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

……实在，莫顿写道，住满了“奇怪的陌客”——“可知却又莫名其妙”的东西。这种奇怪的陌异性，莫顿写道，就是你可能遇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个生物育养箱、每一个塑料自由女神像、每一个类星体、每一个黑洞或每一只狨的一个不可化约的部分；承认这点，我们就会不再试图主宰物，转而学会尊重它们的不可把握。浪漫主义诗人狂热赞美自然之美与崇高，而莫顿回应的，则是自然无处不在的怪诞；它们把一切恐怖、丑陋、人造、有害和令人不安之物都纳入了自然的范畴。

大流行病期间曼哈顿老鼠的命运，不就完美例示了这个混合体吗？曼哈顿是一个由人、蟑螂……和数百万老鼠构成的活的系统。大流行病盛行时的封锁意味着，因为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所以，靠饭店垃圾生活的老鼠就失去了食物来源。这就引起了大规模的饥荒：人们发现，许多老鼠开始吃自己的孩子。饭店关门改变了人的饮食习惯，却没有对人造成威胁，但它对老鼠，作为同志的老鼠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近代史上也有一个可称之为“作为同志的麻雀”的例子。1958年，在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国政府宣布“麻雀是资本主义的爪牙”并发动了一场消灭麻雀的大规模运动（据说，每只麻雀每年要耗费大约四磅粮食）。人们扯雀网，掏雀蛋，杀幼雀；数百万人组织成队伍，敲打盆桶，不让麻雀在巢里休息，迫使它们飞到力竭而坠亡。

这些大规模的攻击使麻雀数量锐减，濒临灭绝。不过，到1960年4月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被迫意识到，麻雀也会捕食田野里的大量昆虫，所以，在运动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升高，反而大大下降了：打麻雀扰乱了生态平衡，没有了自然的天地，昆虫毁灭了庄稼。不过，这时已经太晚了；没有了麻雀，蝗虫数量暴增，它们涌向全国，进一步加剧了大跃进引起的生态问题（包括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和滥用毒药和农药）。生态的不平衡又加重了大饥荒，数百万人因此而死去。最终，中国政府只好从苏联进口了25万只麻雀，来补充它们的数量。

所以，再一次地，在这个难以忍受——难以忍受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是地球上的五种之一，但同时，我们又承担了以地球上的生命的总管的身份行动的任务——的情景下，我们能做、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其他也许更容易的出口（全球温度正在上升，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看起来，灭亡前的最后一个出口将是某种版本的“战时共产主义”。

不择手段

在这里，我想到的不是以某种形式恢复或延续对二十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更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中国模式，而是采取情景本身迫使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我们所有人（而不只是某个国家）都面临生存威胁的时候，我们也就进入了一种像战争一样的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至少将持续个几十年。为应对各种闻所未闻的挑战（包括数千万、数亿人因全球变暖而流离失所），动员一切资源来保障我们的最低生存条件是不可避免的。

美加热穹问题的答案不只是帮助受灾区域，我们还要对灾难的全球起因釜底抽薪。而且，就像伊拉克南部还在持续的灾难表明的那样，有能力保障受灾人民最低福利的国家机器也要尽职，以免社会动荡。

只有通过强力的、强制性的国际合作，对农业和工业加以社会的控制和管制，改变我们的基本饮食习惯（少吃点牛肉）和全球医保等手段，才能（才有希望）实现这些目标。进一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单是代议制政治民主国家，并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结合一个更强力的，能够推行长期计划的行政权力，和地方人民的自组织，再加上一个强大的，能够凌驾于争个不停的民族国家的意志之上的国际机构，才能做到这点。

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一个新的世界政府——那样又会给无边的腐败带来机会。我说的也不是那种废除市场的共产主义——市场竞争应该起作用，但这个作用也应受到国家与社会的管控。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术语呢？因为实际上，不管我们采取怎样的形式，它都一定会包括一切真正激进的政制的四个方面。

首先，是自愿主义：我们需要的变革，不以任何历史必然性为根据；它们将逆历史的自发趋势而动，就像瓦尔特·本雅明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拉动历史列车的紧急刹车。其次，是平等至上主义：全球团结、医保和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生活的底线。再次，是在死忠自由派看来“恐怖”的那种东西的一些元素，在肆虐的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那里，我们已经尝过它的滋味了：对诸多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各种新形式的控制和管制。最后，还要相信人民：没有普通人的主动参与，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前路

所有这一切并非病态的反乌托邦愿景，只要对困境加以现实的评估，都能得出这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走这条路，那么，结果就会是现在已经在美国和俄国出现的那种彻底疯狂的情景：权力精英正在以甚至在那样的条件下，政府也应保持运作为借口，在能供数千人生活数月之久的巨大地堡中为自己的幸存做准备。简言之，在他们看来，甚至在地球上没有活人（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对谁行使权力）的时候，政府也应继续运作。

我们的政府和商业精英已经在为这个情景做准备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警钟已经响了。虽然巨富在我们地球外的太空中的某处生活的前景并不现实，但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结论，那就是，一些超级富豪（马斯克、贝佐斯、布兰森）组织私人太空飞行的努力，也表达了逃避对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构成威胁的灾难的幻想。那么，等待无处可逃的我们的，会是什么？

本文译自：

Slavoj Zizek, “Last Exit to Socialism”, Jacobin, 07.21.2021.

原载于：

https://jacobinmag.com/2021/07/slavoj-zizek-climate-change-global-warming-nature-ecological-crises-socialism-final-exit?fbclid=IwAR2HWPqtnh9SON2R2nz0raCzGR5WpgUDB24MiKEa05IluLKVFtNW3zWeteU。

原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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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周新